2023年底的河南许昌，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，见到了远道而来的客人——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正是湖南步步高集团的创始人王填。
论年纪，于东来比王填要大上2岁，但跟只在许昌和新乡开店的胖东来相比，步步高老板王填的手笔却大的多。
巅峰时期，步步高拥有420家实体门店、年营收逼近200亿元，更是“民营超市第一股”。
而此刻，王填却不得不以一种近乎求救的姿态，向一家偏居中原地级市的同行讨要一张生存的药方。
这家被称为“西南零售之王”的巨头，在短短几年间，将自己逼入资不抵债、甚至连6亿元中期票据都无力兑付的绝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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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海霞至今或许依然记得1995年湘潭街头那个寒冷的冬夜。
作为当年湘潭市南北特产食品总公司的团委书记，这位端着铁饭碗的城里姑娘，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所有人错愕的决定。。
她不仅嫁给了刚从农村分配来、一文不名的毛头小子王填，还陪着他砸碎了体制内的饭碗，拿着东拼西凑的5万元人民币，一头扎进了风雨飘摇的个体户洪流。
那时的王填，常年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，弓着背，死死踩着一辆装满货物的倒骑驴三轮车。
凭借着极度的勤奋，王填的三轮车在短短6个月内，硬生生在湘潭的大街小巷跑出了800多个分销终端。
从批发到零售，从单店到连锁，步步高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湖南版图上疯狂蔓延。
2008年，步步高以“民营连锁超市第一股”的身份在深交所敲钟上市。随着开市锣声的荡漾，王填夫妇以32亿元的账面财富，毫无悬念地登顶湘潭首富。
灯光璀璨的交易所大厅里，王填挺直了腰板，西装笔挺，面带微笑。他或许认为，只要自己足够勤奋，这辆名为步步高的战车就可以永远在商业的平原上疾驰。
但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潜规则，时代赐予的红利，往往会在暗中标好高昂的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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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，长沙梅溪湖畔的一片巨大工地上，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了零售业即将到来的风暴。
此时的王填，做出了一个重塑步步高基因的战略决策：全面进军商业地产。
在传统商超的逻辑里，零售商是轻资产运营，赚取的是商品进销差价和通道费，场地全靠租赁。
但在经历了早期的高速增长后，王填发现，超市辛辛苦苦赚来的微薄利润，最终大半都交给了不断涨价的房东。
既然房东赚走了大头，为什么不自己做房东。
步步高梅溪新天地项目应运而生。这是一个占地300亩、总建筑面积高达70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，总投资额逼近50亿元。
从高空俯瞰，那些尚未完工的钢筋混凝土骨架，在铅灰色的苍穹下呈现出一种冰冷、压抑且缺乏生机的工业灰调。它们像是一座座巨大的资金黑洞，安静地吞噬着步步高主业输送来的血液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跨界——商业地产的本质不是零售，而是极度依赖宏观周期和信贷环境的金融游戏。
王填将步步高的命运，绑在了沉重的钢筋水泥之上。为了支撑这种巨量投资，他开始频繁质押股权，大规模从银行抽调资金。
仅仅在三个大型购物中心项目上，步步高就沉淀了超过40亿元的真金白银。
王填试图用零售业微薄且脆弱的短期现金流，去撬动需要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回本的重资产。
当金融环境宽松时，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可以依靠不断的借新还旧来维持表面的繁荣；可一旦信贷政策收紧，哪怕只是最微小的信贷停滞，都会让这条紧绷的资金链瞬间崩断。
重资产的围城，就这样在王填自己的图纸上，一砖一瓦地建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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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重资产的围城悄然合拢之际，互联网巨头的阴影已经在2018年情人节这天，彻底笼罩了传统零售的头顶。
这一天的步步高总部大楼内，闪光灯交织成一片刺眼的白昼。王填站在舞台中央，左右两侧分别是来自腾讯和京东的高管。
在一份总额高达16.3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后，腾讯和京东分别成为了步步高的第三和第四大股东。
面对电商摧枯拉朽的降维打击，王填并非没有挣扎。
早在2013年，他就斥巨资从阿里巴巴和IBM挖来技术高管，搭建了跨境电商平台“云猴全球购”。
在那个充斥着PPT和狂热概念的年代，步步高试图打造一个全渠道的O2O闭环。然而，互联网的烧钱逻辑与传统零售的精打细算格格不入。
“那是迷失的五年。”
然而，高昂的烧钱并没有换来用户的忠诚，庞大的线上团队最终在一地鸡毛中解散。
情人节的这次联姻，更像是王填在自主转型失败后，向互联网资本递交的一份投名状。他试图用腾讯的流量和京东的供应链，来为步步高线下沉重的实体门店引流。
2019年，在资本和流量的双重加持下，步步高的营收规模攀升至197.3亿元的历史巅峰。表面上看，烈火烹油，繁花似锦。但在狂欢的背后，一个冰冷的商业悖论正在浮现。
线上流量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解药，它更像是一剂成瘾的止痛药。
腾讯和京东需要的是步步高在线下的支付场景和数据接口，而步步高期望的流量反哺，在庞大的实体运营成本面前显得杯水车薪。
互联网巨头没有耐心去填补重资产挖下的深坑，资本的逻辑永远是趋利避害。
到了2022年，面对步步高持续恶化的财务数据，曾经在聚光灯下宣誓结盟的京东和腾讯，不惜以亏本的代价，开始大规模减持甚至清仓离场。
时代的列车呼啸而过，没有留下一片云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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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6月的湖南湘潭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闷热的气息，一场由恐慌引发的挤兑，直接撕开了步步高最后的体面。
冷峻的白炽灯光打在超市的金属货架上，投下斑驳的阴影。平时秩序井然的卖场，此刻挤满了神色惶恐的市民。他们推着购物车，疯狂地将成箱的食用油、大米甚至是卫生纸扫入车内。
关于步步高即将倒闭的传言在街头巷尾迅速发酵，手里握着预付卡的消费者们，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些卡变成废纸之前，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。
这场近乎末日般的抢购狂潮，将步步高极度脆弱的财务底牌暴露无遗。
截至2022年6月末，步步高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剩可怜的10.81亿元，而同期需要偿还的短期借款却高达71.62亿元。
更为致命的是，其流动负债总额已经飙升至170.9亿元，资产负债率突破75.22%。
每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，都是一道催命的符咒。此时的王填，已经没有了当年骑着三轮车时的那种从容。
银行停贷，供应商催款，债权人申请重整，多米诺骨牌一旦推倒，便再也无法凭借个人的意志力去停止。
巨大的资金黑洞面前，任何商业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在这个关乎数万名员工生计的危急存亡之秋，湖南地方国资不得不下场托底。湖南兴湘集团与湖南麓谷发展集团联手，意向性地向步步高注入20亿元流动资金。
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国资的纾困，意味着控制权的彻底更迭。
2023年1月9日，步步高盘前突然发布停牌公告。
几天后，王填默默地在股权转让和投票权委托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他的持股比例锐减，而湘潭国资平台则正式接管了这家他倾注了27年心血的企业。
失去控制权的那一天，王填脸上的表情隐藏在背光处，显得模糊不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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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间来到2024年的春天，一场看似声势浩大的自救运动在长沙的步步高门店里展开。
3月底，一支由全国32家零售企业、200多名高管组成的“爆改”团队，在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步步高梅溪湖店。
这是一场堪称外科手术级别的商业调改。他们缩短了营业时间，给基层员工上调了近30%的薪资，强制下架了大量表现不佳的商品，甚至连卖场的动线和灯光色温都进行了重新设计。
调改的效果立竿见影——重新开业后的门店，日均销售额和客流量瞬间翻倍，甚至出现了久违的排队限流盛况。
在镁光灯和自媒体的狂欢中，步步高似乎又一次焕发了生机。王填在随后的行业峰会上，动情地分享着向胖东来学习的经验，言辞中充满了绝处逢生的喜悦。
但依靠一场持续几个月的外部调改，真的能彻底治愈步步高沉疴已久的绝症吗？
资本市场的反应给出了残酷的注脚——尽管调改门店的数据极其亮眼，但步步高整体的负债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扭转。
胖东来解决的是门店端“怎么卖”的战术问题，而步步高面临的，是资产端“债怎么还”的战略死局。
巨大的重资产包袱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沉淀的几十亿资金依然无法转化为流动性。
一次成功的企业文化重塑至少需要三年的发酵期，而对于每天都在与债务利息赛跑的步步高而言，最奢侈的恰恰就是时间。
王填请来的这尊神，或许能照亮一间超市的货架，却很难照亮一张千疮百孔的资产负债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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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步步高这近三十年的跌宕起伏，就像是观看一部色调逐渐灰暗的时代纪录片。
王填的每一步，都精准地踩中了中国零售业演进的时代节拍，却又在周期的剧烈转换中，彻底迷失了航向。
他试图用勤奋对抗周期的引力，试图用互联网的虚火去烤暖实体的严冬，试图用别人的爆改去掩盖自己战略上的失重。
但商业的逻辑，从来都不会因为创始人的执念而发生丝毫的偏移。表面的溃败，源于电商的冲击和疫情的阻断；而深层的坍塌，则是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，背离了零售业最为朴素的常识。
如今，他只能以一个被边缘化的股东身份，看着别人在自己亲手搭建的戏台上，试图唱完最后的一出救赎之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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